1935年2月的一个黄昏，长征路上的贺子珍在湘黔边界长榜上村临产。在一位名叫蛮大婆的老人家中，她生下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面对可爱的女婴，贺子珍却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为了革命事业，她不得不忍痛将刚出生的女儿托付给当地一位名叫张二婆的孤寡老人抚养。张二婆虽尽心照料，给女婴取名＂王秀英＂，但令人心碎的是，三个月后，年幼的王秀英全身长满疮痕，经多方医治无效后不幸夭折。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仅是一个母亲的心酸故事，更是革命岁月中众多牺牲与无奈的缩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贺子珍作为少数几位女红军之一，随军北上，踏上了这条充满艰难曲折的征程。
在此之前，贺子珍已经有过三次生育经历。她的第一个女儿只活了20多天就夭折了，第二个孩子是最疼爱的毛毛，第三个是一个不幸早产的男孩。
长征途中，红军队伍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跋涉数十里。红军战士们除了要应对军队的围追堵截，还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匮乏的困境。
1935年初，怀有身孕的贺子珍依然坚持跟随队伍前进。当时的红军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带着孩子行军，因为婴儿的啼哭声可能会暴露部队的位置。
遵义会议后，开始在党内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党中央的工作十分繁忙，各项军事部署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这段时期，中央红军正在湘黔边界地区活动。部队在急行军中，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体力和精神压力。
为了照顾孕妇，红军特意安排了干部修养连的医务人员随行。医务室主任孙仪之和医生李治负责接生事宜，女红军钱希均和钟月林担任助手。
在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位警卫员吴吉清，他的背包里装着一个多用途的脸盆，这个普通的器具后来在接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董必武同志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对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安置做出了周密安排。他准备了一些钱物，并写下了一封托孤信。
这支红军队伍在向贵州方向推进的过程中，不得不在湘黔交界处的长榜上村暂作停留。当时的长榜上村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只有零星的农户居住。
1935年2月15日的黄昏时分，长榜上村一户独门独院的瓦房前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客人。几名红军战士小心翼翼地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位即将临产的女同志。
女红军钱希均和钟月林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位年迈的老太太。两位女红军向老太太解释了来意，希望能借用房子让产妇生产。
这位老太太自称＂蛮大婆＂，她说明自己只是受人之托看房子，房子的主人吕福和一家已经离开了。看着担架上不断的产妇，蛮大婆被眼前这群说话温和的红军打动了。
钱希均向蛮大婆承诺，他们只是借用房子挡风遮雨，产妇会在担架上生产，绝不会弄脏主人家的床铺。得到允许后，一行人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到了2月16日拂晓时分，干部修养连医务室主任孙仪之和医生李治开始主持接生。钱希均担任助手，钟月林在一旁打下手，大家分工明确，有条不紊。
在这个简陋的农家瓦房里，贺子珍经历了漫长的分娩过程。整个环房里弥漫着紧张而凝重的气氛，医务人员全神贯注地关注着产妇的每一个变化。
接生过程中，警卫员吴吉清贡献出了自己贴身携带的脸盆。这个平日用来洗脸、洗脚、盛饭装菜的脸盆，此刻成了为新生儿洗浴的重要工具。
医务人员用这个临时找来的脸盆装上清水，小心地为刚出生的女婴擦拭身体。尽管条件艰苦，但任何一个人都尽最大努力确保接生过程的卫生和安全。
在场的红军战士们都保持着高度警惕，随时关注着周围的动静。他们既要确保接生工作的顺利进行，又要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这次临时借宿的接生经历，展现了红军将士们的纪律性和对群众的真诚态度。他们既讲规矩，又重情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红军的优良作风。
蛮大婆看到红军如此谨慎和守纪，内心对这支军队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她主动帮忙打水、递物，尽自己所能为这场特殊的接生提供帮助。
这个朴实的农家瓦房，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也见证了红军将士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互帮互助的感人场景。虽然条件简陋，但大家齐心协力，最终顺利完成了这次接生任务。
婴儿降生后的第二天，董必武找到了居住在长榜上村的张二婆。张二婆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孤寡老人，在当地以善良和热心著称。董必武向她详细说明了情况，请求她代为抚养这个刚出生的女婴。
董必武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托孤信和一些钱物，交到张二婆手中。这封信不仅记录了孩子的出生日期，还写明了父母的姓名和具体身份。董必武向张二婆反复叮嘱，要好好保管这封信件。
张二婆接过孩子时，对着襁褓中的女婴仔细端详。她用浸满岁月沧桑的手轻轻抚摸婴儿的小脸，随后给这个女婴取名＂王秀英＂。这个朴实的名字寄托着张二婆对这个特殊孩子的期望。
为了照顾好这个红军的孩子，张二婆每天变着法子找奶水。她托村里的年轻媳妇们帮忙，有时甚至要走很远的路去邻村找愿意帮忙的产妇。
村里的老乡们都知道张二婆收养了一个孩子，但没人了解这一个孩子的真实身份。张二婆遵照董必武的叮嘱，从不向外人透露女婴的来历。
在照顾王秀英的日子里，张二婆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抚养这一个孩子上。她用自己粗糙的双手为婴儿缝制尿布，用自己简陋的灶台熬制米汤。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不愿眷顾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出生后的第三个月，王秀英的身上慢慢的出现一些小疮。起初只是零星几个，后来逐渐蔓延到全身。
张二婆带着孩子四处求医，跑遍了方圆几十里的医生。有人说是营养不良，有人说是皮肤病，各种偏方土方都试过了，可孩子的病情却越来越重。
那段日子里，张二婆几乎寝食难安。她白天要忙着找大夫抓药，晚上还要守在孩子身边，用温水轻轻为她擦拭疮口。可是，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无济于事。
终于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王秀英停止了呼吸。张二婆抱着已经冰冷的小身体，按照当地的风俗，为这个只活了三个月的红军后代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
按照董必武留下的嘱托，张二婆将那封托孤信和孩子的衣物统统烧掉了。这些是红军同志身份的唯一证明，必须彻底销毁以确保安全。
在往后的岁月里，张二婆始终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多年后红军胜利了，她才向人们讲述了这段尘封的往事。这个普通农家妇女用她的善良和坚守，在革命历史上留下了一笔动人的记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多次派人到长榜上村寻访当年的往事。那时的长榜上村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破旧的茅草屋也换成了砖瓦房。
寻访的工作人员在村里打听到了一些零星的信息。当年收留贺子珍临产的蛮大婆已经过世，而收养女婴的张二婆也在解放前离开了人世。
1950年春天，一位老红军回到长榜上村，找到了当年吕福和家的老宅。房子虽然还在，但已经破败不堪。老人站在门前，指着屋内的一个角落，向随行人员讲述了当年接生的情形。
在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遇到了几位当年的村民。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起，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经常有红军部队路过村子。他们还依稀记得有一位老太太收养过一个女婴的事情。
通过多方调查核实，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张二婆的坟墓。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们为这位默默付出的老人修葺了墓地，并立下了一块碑石，以示纪念。
195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派人专程来到长榜上村，对这段历史进行详细调查。他们走访了当年参与接生的医务人员后人，收集整理了相关的口述资料。
在采访中，已经年迈的吴吉清回忆起了那个用来给婴儿洗澡的脸盆。他说那个脸盆后来一直被他带在身边，直到在一次战斗中遗失。
当地政府在了解这段历史后，决定在长榜上村建立一个纪念园。纪念园不仅还原了当年的场景，还通过文字和图片展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艰辛。
2000年，一批年轻的历史研究者重走长征路，专程来到长榜上村考察。他们在村里发现了一些新的历史线索，包括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一些口述记录。
这些年来，长榜上村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每年都有许多人来到这里，追寻那段震撼人心的历史。村民们把这一个故事一代代传下去，让后人记住革命年代的点点滴滴。
为了保护这段历史，当地文化部门对吕福和家的老宅进行了修缮。修缮时特意保留了房屋的原貌，只对危房部分做加固。房子的一角被辟为展室，陈列着当年的历史资料。
2020年，一部以贺子珍在长榜上村经历为背景的纪录片开机拍摄。片中通过实地采访和历史资料的还原，全方面展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次拍摄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革命年代普通百姓与红军之间的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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